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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795年被俄奥普三国瓜分之后,波兰历经了123年的亡国时期,在1918年才得以建国。亡国的剧痛使波兰在建国后执着地强调国家的“波兰特性”,对非波兰族人采取了排斥态度,使波兰成为在国际联盟中受到最多少数族群申诉的国家。[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国家普遍积极创立民族、语言同质的现代民族国家,波兰也不例外。波兰社会的共识是,波兰国家应由使用波兰语和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组成。[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波兰又先后经历了排斥和驱逐德国人、乌克兰人,清洗和驱逐犹太人,排斥和同化罗姆人,同化西里西亚人等政策,[4]导致波兰的少数族群人口越来越少,波兰族人口比例则不断提高。据估计,从1918年到2000年,波兰的少数民族(包括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从33%下降到了1%。[5]而2002年和201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波兰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也只是稍高于1%,分别为1.23%和1.46%。[6]这种高达98%以上的主体民族比例,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   这里给出的第三条理由,同时也奠定了需要在“人生价值学”中的原点地位。一般而言,“价值学(价值论,axiology或valuetheory)”是探讨人们如何评判和实现各种事物的价值意义的哲学理论;因此,与广义上的本体论还曾经包含宇宙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分支有所不同,价值学可以说本来就是人生哲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旨在考察世界上各种事物(包括人自身)对人具有的价值意义。     众所周知,自从休谟提出了“是”与“应当”关系的质疑后,怎样才能从“事实(存在)”推出“价值(意义)”一直是哲学面临的一道棘手的难题。其实,它的谜底可以说就在人的需要之中:当人们基于“需要”直接形成了“想要—意志(will)”的自觉“欲求”之后,他们就会赋予各种实然性的存在事实以应然性的价值意义,诸如对于人们来说是“值得意欲”的善(好)还是“讨厌反感”的恶(坏),“可以接受”的正当(是、对)还是“不可接受”的不正当(非、错),重“要”的善恶是非还是次“要”的善恶是非等等,并且依据诸如此类的价值评判,从事各种旨在满足需要、弥补缺失的能动行为。换句话说,一方面,某个东西的实然性存在如果没有与人的需要发生任何关联,它就谈不上对人具有应然性的价值;另一方面,一旦与人的需要形成了某种关联,它的实然性存在就一定会对人具有应然性的价值[②]。    

   年初至今,A股在经历一轮明显修复后出现了一定回调,上证综指较4月8日最高点3288点震荡下跌幅度已经接近15%,市场环境也从激动喧腾回归静水深流。而当我们仔细地去复盘历史上震荡下滑的那些时刻,会发现仍不乏有一些股票能够在这种特殊的市场环境中逆市上扬,成为大家热议和追逐的对象,并被称为“逆势股”。在此,我们以在历史行情中出现的逆势股为研究对象,挖掘其特征并探索背后的原因,也许能为当前广大投资者提供一定的帮助。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旧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经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批复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组织改造范围内全体村民(含村改居后的居民)和世居祖屋权属人对实施方案和拆迁补偿方案进行一次性表决;也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用分期、分片方式进行表决。 

  4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1847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其中表示,原则上支持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的“支持汕头申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  这份编号为“粤发改人案函〔2019〕193号(A)”的函件,答复对象为吴文兵等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支持汕头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建议,答复内容综合汕头市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商务厅和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等多方意见。5G现在已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焦点。王志勤说,中国通过5G网络建设,可以带动5G产业链发展,促进5G产品性能进一步提升。更为重要的是,5G是构建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通过5G建设,能够带动实体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特别是5G和工业、农业等行业结合,形成5G融合应用,从而促进整体经济转型发展。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此前表示,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备了商用部署条件。不过,与3G、4G相比,此次直接发放5G牌照,将原来试商用、正式商用两个步骤“二合一”。  

    第二,争取海外侨民和侨汇,助推印度政府经济改革。目前,约有900万印度侨民居住在海湾地区,占印度海外劳工总人口近90%,其中仅在阿联酋的印侨人数就高达330万。数量庞大且薪酬低廉的印度劳工不仅缓解了中东各国劳动力短缺的窘境还成为连接印度与中东国家的重要人文纽带,在印度政府推进中东政策时发挥桥梁作用。印度政府希望从侨民入手,拉紧与西部周边国家联系,维持侨汇持续入印,解决本国资本和投资不足问题。印度政府还希望借力中东石油富国,落实“印度制造”“智能城市”计划,助推“莫迪新政”。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同时,尽管史料不仅是文字的,但不论眼光多开放的史家,大部分研究者使用的大部分史料,仍是文字的。而中国文字的特色,也要求一种不那么“直接” 的解读。冯友兰曾提醒我们: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 ” 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承载着同样的理想。朱自清也强调,暗示是诗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 。朱先生的意思,似乎古人在写作时已预设了读者的“联想” 能力,所以才可“利用” 。这一提示让我有些不寒而栗——在文字能力普遍减退的今天, 如果我们忽视了昔人的“比喻和组织” 等方式,可能一无所获; 如果我们不幸会错了意,更会是毁灭性的后果。但从积极角度看,这也告诉我们,史学的确需要想象力。  

    陈寅恪选择魏晋南北朝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隐含着家族史的追问,也有对“当身史”的回避。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谓“掐头去尾”。陈寅恪看来,上古史茫然无迹,材料太少,还须借助考古学;陈寅恪爱谈晚清史事,又怕因祖父陈宝箴的政治身份和自己的遗民心态而涌起的兴亡之感压过了历史理性,难以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不得已放弃清史的研究。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不古不今、不中不外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陈寅恪先生给人的印象,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这种路数与胡适、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陈寅恪的挚友——陈垣先生走的这个路子,陈寅恪先生则非。民国史学领导人胡适和傅斯年喜欢问题少谈主义,这种理念反映在史学研究上,摒弃理论,寻找资料,最好让资料说话,不妨称之为“新汉学”。1948年,余嘉锡、陈垣两位先生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反映了胡适和傅斯年的史学偏好。   进一步看,需要之所以能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发挥这种枢纽效应,与它自身就是植根于人的“存在”的潜在“诉求”、并且因此包含着“想要之存在”的意蕴是直接相关的:人们不但只有在面对“存在之缺失”的时候才会提出“价值之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也总是指向了人们“想要”用来弥补自身缺失的那种“存在”。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康德在谈到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时所说的“应当是(应当有)”[③]:它其实就是人们基于“想要”的道德需要“应当”在实践中努力达成的伦理“存在”,以便弥补自己在道德价值方面的相应“缺失”。换言之,对于人们来说,旨在弥补“缺失(无或没有)”的需要,在本质上就是针对“想要有”或“应当有”的诉求,因而可以说已经在自身中同时包含着事实与价值的因素了。就此而言,作为最初把这两种因素直接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人的需要在人生价值学中当之无愧地占据着原初起点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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